興國賓館 并不是一開始就作為賓館用途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興國賓館 之所以能有今時今日的獨特地位其實是“受益于”上世紀30年代爆發的全球經濟危機。

這場始于美國華爾街的經濟危機使得當時作為遠東金融中心的上海也無法獨善其身。

據歷史資料，僅1934年，上海民族資本企業就倒閉425家，失業隊伍日長夜大，但與此同時，經濟危機的爆發也給一些有遠見的資本家找到了低價購地的良機，而今天 興國賓館 的一號樓也恰是這一特殊時代的產物。

當時建造興國一號樓的是英商太古洋行（Swire）的“大班”，其地位類似于今天的跨國公司駐華首席代表。1866年12月，即清朝同治五年，英國人斯維爾（William Swire）和巴特費（R.S. Butterfield）在上海開辦Butterfield Swire Co，中文名譯作太古洋行。

太古洋行和當時的英國政府關系密切，其實質是中英鴉片戰爭後，受英國政府支持在華設立的一個對華貿易機構。

得益于鴉片戰爭後中英政府之間簽署的一系列不平等口岸開放條約，太古洋行所屬的太古輪船公司很快成為英國勢力在舊中國最大的航運托拉斯，太古洋行為極速發展海運業務。

又設立中國航業公司，本部設于倫敦，在上海、香港都設有分部，隸屬太古洋行集團，擅長經營中國沿海、長江以及中國在海外的航線。

當年太古旗下船只總數及噸位均占外國輪船公司在華首位，當時和太古在中國能夠抗衡的貿易和 貨運公司 唯獨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一家，新中國成立後。

太古和怡和兩家大行都將總部遷往香港，太古之後在香港除發展航運主業外，還適時加大房地產開發，躋身香港主流地產商之列。

早在上世紀30年代，太古在中國的業務日趨多元化，也使得公司能夠堤外損失堤內補，即便在全球經濟危機背景下，集團財力依然雄厚。

這才使得一直對 上海房 地產市場雄心勃勃的太古經理們下決心在市中心大興土木，在上海建立一個奢華總部大樓，也就是今天 興國賓館 的一號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