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經濟發展出現“失調”。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失衡，導致了福利風險的加劇和債務負擔的沉重。企業高層追求短期利潤的最大化，濫用風險投資工具，這與企業的長期穩定經營相沖突，成為經濟危機的微觀體現。

其次，政治體制“失靈”明顯。西式選舉往往無法選出真正賢能的領導者，政黨利益有時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民主制度陷入困境，傳統精英政治的影響力逐漸衰退。

再者，社會融合機制也面臨“失效”。社會極端思潮抬頭，社會流動性減弱，加劇了社會矛盾的激化，使得社會和諧穩定受到威脅。

這些挑戰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即經濟全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這導致國民經濟的無序狀態，引發經濟危機和長期經濟不景氣，進而影響國家治理和各種制度的運作。

具體來說，私有壟斷資本主義的企業模式和金融寡頭對國家調控的抵制，使得市場調節和政府調控失效。同時，貧富差距的加劇和借貸消費的盛行，引發了債務危機和福利削減問題。財政政策上的偏向私人企業，又加重了政府債務負擔和公共福利的壓縮。

總的來說，西方國家在金融危機后的困境，是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矛盾的產物，需要通過深入剖析和改革來尋找長期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