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體現為五個“發展”。第一個“發展”，是從“依法辦事”向“全面依法治國”發展。1978年，中央倡導“依法辦事”，可謂“依法治國”的雛形。1999年，“依法治國”寫入憲法，標志著“依法治國”的正式確立。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面依法治國”，標志著依法治國理論和實踐的漸趨成熟。黨的十九大之后，有學者提出中央有“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這9個字結合在一起的新提法，我們認為，標準提法仍然應該是“全面依法治國”，“新時代”與“全面依法治國”結合在一起，是因為“全面依法治國”在黨的十九大后有了更加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更為緊迫的時代要求。第二個“發展”，是從“法律體系”向“法治體系”發展。從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到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思想的質的飛躍。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統領了法律規范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律監督體系、法律保障體系和黨內法規體系，不僅包括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個環節，也涵蓋了從黨外到黨內、從啟動到監督、從本體到配套的全方位。今后的重點，是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運用系統論的方法，使五個子體系統一協調，形成制度的強大合力。第三個“發展”，是從“法治國家”向“法治中國”發展。2035年建成法治中國，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響亮名片與奮斗目標，這是國家英明決策的結果，也是全世界潮流所趨、全中國民心所向。法治中國包括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包括依法治國、依法行政、依法執政，包括法律制度的硬實力、法律文化的軟實力，更包括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和理念。法治中國的內涵比法治國家更加豐富、更加深刻、更具有時代精神。第四個“發展”，是從“單一法治”向“全面法治”發展。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絕不是一種形式上的工具或手段，而是一種信仰、一種制度，一種全面的生活與生存狀態。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既傳承了中華法系優秀傳統中的德化自修、和諧為貴，又尊重了現代法治文明精髓中的厘定是非、規范指引。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 “法治、德治、自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是指在全面依法治國的統領下，輔之以依法自主的“自治”為基礎以及德潤人心的“德治”為支撐，是所有合法的顯性制度與隱性制度的有機統一。第五個“發展”，是從“學習借鑒”向“中國特色”發展。中華文明包括中華法系文明，綿延五千年，一直致力于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一直有高度的歷史自信與使命擔當，一直善于學習消化外來文化但從不盲從外來文化，這正是其生命力所在。我國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批判吸收外來法治文明，既有借鑒又有創新。在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理念下，充分借助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科學技術推進法治。這種全面依法治國治理模式，體現了高遠的國際視野和全新的技術優勢，就是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就是中國對世界的獨特創新與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