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山東青島、煙臺、萊州、日照等地不斷有人來訪或來信，尋找祖籍之地，其家譜均記載：“原籍成都，明朝洪武二年（1369）由四川成都東關鐵碓臼等地，或大十口運納，或江右，或鐵獅子口大樹村，或鐵碓臼石獅子胡同、大槐樹下、或成都府駙馬縣棗栗村遷居山東”。據稱，“煙臺、招遠、萊州、蓬萊、龍口、萊陽，大約80%的村莊的都是明朝洪武年間從四川遷過來的。”據此推斷，當時有一定規模的遷徙活動，隨軍出則散征，或是避亂。一、從史籍記載看元朝末年，紅巾軍起義，“至正十七年（1357）十二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路。”（ 《明史》卷1） “至正二十二年（1362）五月辛未，明玉珍據成都，自稱隴蜀王。遣偽將楊尚書守重慶，分兵寇龍州、青州，犯興元、鞏昌等路。”（ 《元史》 ）至此四川地域為明玉珍所據，直至明朝洪武四年（1371）湯和平定四川，明氏建立夏朝，據有巴蜀之地僅僅十余年。（按清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所引新都楊學可《明氏實錄》，明玉珍攻占成都應在至正十九年。）二、從地名考察來看其家譜所記“成都東關鐵碓臼，或大十口，或江右，或鐵獅子口大樹村，或鐵碓臼石獅子胡同、大槐樹下、或成都府駙馬縣棗栗村”，由于成都市在明末遭受大規模戰亂的破壞，成都城成為一片廢墟，清代康熙年間重建，因此古地名已難以查考。現僅從以上記述簡析：“東關鐵碓臼”：東關，即指東門一帶；碓，《說文解字·石部》謂“碓，舂也。” 臼，《說文解字·臼部》“臼，舂也。”即二字為同義字，在現代漢語中依然如此。但是無論在古代，或是現代，碓、臼二字在文獻中都沒有連用的。碓、臼，即過去用來舂米的器具，用石頭或木頭制成，中間凹下。用鐵制作用來舂米的碓、臼不多見，道家煉丹多用鐵碓、臼搗礦石、藥材。近現代以來，中醫藥鋪中則多用小型的鐵碓(臼)來搗藥材。如果用作地名，其地當有一著名的鐵碓、或鐵臼。碓、臼，今川人多稱“碓窩”，而成都市郫縣則稱“沙盔兒”。今日成都市東門一帶沒有這樣的古遺跡。“江右”，古代江東稱江左，江西稱江右。由于古代的成都城一直是二江抱流的格局，故東關缺改江右應在東門附郭一帶。“鐵獅子口大樹村”，今日東門一帶沒有鐵獅子遺跡。“大槐樹”，清代光緒五年《成都城坊圖》中，出東門，沿水井街而下為“古雙槐樹街”，是否即此，難以確考。“成都府駙馬縣”，元明時期成都從未設置過此縣。“石獅子胡同”，胡同即小街巷，最早始于元代。但在元人熊夢祥所著《析津志·街制》中稱胡同為“衖通”。明嘉靖年間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衕集》、萬歷沈榜的《宛署雜記》里，“衖通”則寫為“胡衕”。《宛署雜記》中的解釋是：“胡衕本元人語”。后來逐漸被簡化，寫作胡同。故稱街巷為胡同是在明代后期。因此其家譜非源于舊本，當為后世所修。三、結語“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樹下老鸛窩。”這是明朝初年遷居山東的山西移民留傳的一首民謠。據史籍考察，明初大規模的移民，遷出者也不僅僅是洪洞人，還有太原及澤、潞伏盯判、遼、汾、沁諸州的。然而，為什么世世代代，眾口一詞，都提到大槐樹這樣一個標志? 如上面家譜所說“大槐樹”也可能本于此。當時外遷移民涉及到山西2府、17州、66個縣。在當時關山重重、旁爛沒道路阻塞的情況下，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部集中到洪洞縣的大槐樹下，哪怕是短時間的吃、住都是難以解決的，顯然是沒有必要也不可能的。由于明政府在洪洞廣濟寺“設局駐員”點簽移民，大槐樹下當是移民“聚集地”，影響所致，移民們自然也就樂于認同這樣一個出發地。因此，明朝初年遷居山東的移民應是從山西遷移的。那么上述家譜所提及的成都移民就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從成都遷往山西，再從山西遷往山東的歷螞。那么成都移民是什么時候遷往山西的? 元朝末年，明玉珍攻占重慶后，元右臣完者都“會平章朗革歹、參政趙資，謀復重慶，屯嘉定之大佛寺，玉珍遣萬勝御之。勝攻嘉定半年不下。”（ 《明史》卷123 ）又清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己亥(至正十九年)”，玉珍親領兵至嘉定圍之，令明三(即萬勝)率銳兵直趨成都。時元省平章買奴、參政韓叔亨為青城賊所執，城中窘迫，惟都事薛元理署省事。守省兵皆新募者，聞明兵至，皆驚潰。明三領兵入省中，虜朗革歹、趙資妻子，順流而歸。新都楊學可《明氏實錄》。時東路、西南路為明氏所阻，潰兵只能向北退走。因此，為了避亂，此次即可能有大批的成都民眾隨軍遷徙。明玉珍攻占成都后，又“分兵寇龍州、青州，犯興元、鞏昌等路。”龍州，今日綿陽江油一帶;青州，歷史上陜甘、四川從無青州之設置，疑為青川之誤，當在今日平武一帶;興元，今日漢中一帶;鞏昌，今日隴西一帶。在當時戰亂的情況下，民眾只能不斷地向北遷徙，尋找一個安居之地。此外明氏建國后曾發生一次大規模的內亂。至正二十六年(1366)二月，明玉珍去世，子明升自立。其母彭氏臨朝聽政。時大將萬勝與司空張文炳不和，萬勝派人殺死張文炳。明玉珍養子明昭為張文炳復仇，假托彭氏旨縊殺了萬勝，引起朝臣的不安。“勝有開國功，死非其罪，人多不服。《平夏錄》”（《國初群雄事略》）駐守保寧的大將吳友仁上書，以清君側為名，發兵聲討明昭之罪。“丙午(至正二十六年)，保寧鎮守平章吳友仁叛。······遣使與陜西李思齊、張良弼通。幼主數調兵誅，皆敗而回。四月，命丞相戴壽討吳友仁。明氏實錄”（《國初群雄事略》）吳友仁又致書戴壽，“謂不誅昭。則國必不安，眾必不服。昭朝誅，吾當夕至。”(《明史》卷123) 戴壽乃上書誅殺了明昭，吳友仁才息兵入朝謝罪，內亂得以平息。因此，在這樣的內亂中，雙方的部下、百姓為避亂也可能外逃。洪武四年(1371)，明朝軍隊伐蜀，湯和率軍從夔門入，傅友德率兵由陜西出，此時蜀中民眾再無北遷的可能。明升投降后，被遷往南京，封歸義侯，后又遷高麗安置。明氏后裔，據資陽1928年重修《甘氏族譜》記載：“吾族肇自江南，繼遷于楚。元末明初入蜀，有明珍公，撫有四川。傳自明升公，封歸義侯。侯公四子，曰慶一、慶二、慶三、慶四。慶一公居渝城，慶二公居富順，慶四公遷江西、湖廣、廣東、貴州、云南等處。慶三公居長邑、鄰水、資陽、內江、榮昌、威遠等處。明珍，楚隨州人，元末據蜀稱夏帝。”從此家譜看，明氏后裔已改姓甘，其遷徙源流十分明晰。此外，元末明氏入蜀，其部屬多為湖廣籍，據有巴蜀之地僅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