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年輕時擔任戶曹這樣的小職位，他曾經表示自己的俸祿是四五萬，足夠用于日常的開銷和家庭的供養。35歲時，他升任縣尉，寫下了著名的《觀刈麥》，在詩中他這樣寫道：“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這表達了他對自己不從事農業卻能獲得三百石俸祿的慚愧之情。三百石的俸祿相當于一年大約一百二十市斤，即3.6萬斤糧食。在那個時代，這無疑是一筆可觀的收入。三百石的俸祿對于一個官員來說，意味著他可以不必親自下田勞作，而依靠政府的俸祿維持生活。白居易的這種態度，反映了唐代官僚制度下的某些現實。官員們雖然享受著俸祿，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并未親身參與農業生產，這種差距在當時的社會中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討論。三百石的俸祿在唐代屬于中等偏上的官員，它不僅能夠保障官員的基本生活，還可能有剩余用于其他用途。然而，對于那些需要親自勞作的農民來說，這樣的收入顯然是遠遠不夠的。白居易的詩作不僅反映了他個人的心態，也揭示了當時社會結構中的矛盾。他在詩中表達了對不勞而獲的羞愧，同時也揭示了官員與農民之間收入的巨大差距，這種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會制度所決定的。三百石的俸祿對于白居易來說，不僅僅是物質上的保障，更是他作為官員身份的象征。這種身份與普通農民之間的巨大差異，使得他在詩中流露出深深的感慨。三百石的俸祿，對于一個官員來說，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財富，更是一種社會地位的體現。在唐代的社會結構中，官員們憑借俸祿過著相對優越的生活，而普通農民則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勤勞動才能維持基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