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應該只有兩種讀法：一、借古鑒今，以前人之經驗，作為今人之教訓。歷史不會倒流，過去的史實於我們有何關系？但歷史卻會重演，智慧不如柏拉圖所講，是回憶，而應該是累積，當我們相信，站在巨人肩上才會進步的時候，我們方可真正的進步；二、將歷史當在情懷。王者的豪情飛揚，將帥的慷慨激昂，又或者才子佳人的浪漫凄美，英雄的末路悲歌，比任何文學作品都引人入勝。而歷史之所以更具情懷，是因為你總能在閱讀歷史中，找到跟這些王侯將相美人俠客某種血統上的關系。人們需要數典認祖，就是讀歷史的任務。《狼圖騰》的作者所讀到的，不是「歷史」的圖騰，而是「讀歷史」的圖騰。很多評論都說，我們不能因作者在書中的考證，就斷定狼圖騰才是中國人的圖騰。大抵作者因其與狼的特殊經驗，總愛在歷史中開采狼圖，他看到炎黃的游牧性，也注視到漢唐元清統治者的狼性，於是，他把一切在傳統歷史評論上可視作武功強大的東西，如遼闊版圖、好大喜功等，都歸於狼，而把與之相反的東西，如歌舞升平，輕徭薄賦等，都歸於羊，於是，中國歷史在他的略劃下，就成為了羊與狼二元對立的角力。這是他多年生活在大草原上所感情投射，他愛死了狼的狠，於是便把歷史中的狼圖放大，大得變成了民族本源。他的錯誤在於把歷史的情懷當成教訓。他有一種知識份子的淺薄：自命任重道遠，但視野狹隘。他把民族當成一個本身要找尋唯一出路的整體，這已是一種他筆下羊性儒家思想的表現。他沒有吸取歷史教訓，仍充滿情懷地把民族性想像為一場簡單的二元角力，這就正如清末維新的中西角力，輾轉反側，仍是想不通現代性的超復雜本相。他最多只有清末的視野，根本沒有能力把他的「狼情懷」印證到現今的社會狀況，更枉論是勾出教訓。他應該懷念狼，因為當沙塵暴掩沒北京城，他仍只會記得小狼的洞，對北京城的人卻不會有一點記掛。大草原的真正智慧不是狼的智慧，而是狼、羊、人、草原相互制衡的辯證法，長生天(真的，我絕不喜歡書中「騰格里」的音譯，這是我的情懷)下的草原起碼已有一場「四元角力」，在現代以城市為天下的時代，還相信二元論，無疑是一種庸俗結構主義式的淺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