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后，從西部走出的我，作為歸國學人，再次走進西部去看望那里孩子的生活、學習，我想說，那一口米飯好辣、好辣。 離開西部的家已經6年了，但那里的貧瘠和落后現在仍歷歷在目，那片土地現在是什么模樣？10月18日至27日，出生于西部的我跟隨由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和、、農業部、武警總部、全國婦聯等單位共同主辦“安康計劃西部行”進內蒙、過寧夏、穿甘肅、跨四川、入貴州，行程余公里，深入走訪了西部的貧困學校、家庭，從繁華的大都到窮困的西部山村，我的感受與其他海外學人又有所不同，在我的眼中一些貧困孩子的生活就是我的過去，而在貴州的甲壩民族小學我卻看到了讓我這個西部兒子眼涌熱淚和終身難忘的一幕幕。因困窘失學和傷害正深深的纏繞著西部兒童，他們在期盼著更多的關注。 當城里的孩子將整只的“巨無霸”毫不可惜的丟棄時，甲壩民族小學的孩子卻一日三餐捧著白米飯就著足以讓人吐舌頭的辣椒或聲怕多倒而小心翼翼的在米飯中放進一點已沒了味的醬油權當佐料欺騙著自己的味蕾。現在，我的舌尖上還留存著那一勺米飯的苦辣，我想這滋味可能在我經后一想起西部的家時就會不由自主的濃烈起來。 我的手在掀開貴州省惠水縣擺榜鄉甲壩民族小學四年級學生王線的大木箱時感到了無力，那個用她掛在脖子上的鑰匙打開的大木箱里存放的東西給我的第一感覺是根本沒有上鎖的必要。小半碗幾乎不夠這個嬴弱的小女孩吃一頓的大米，小罐頭瓶中儲存的一點辣椒醬，5片白菜葉是大木箱里的全部內容。站在旁邊的李家明老師告訴我，大米的量再多一點點就是王線一個場（每星期日鄉鄰們要趕一次集東西，他們的一周的時間是以場計算的）的全部食物。 每到趕場放假，王線都要走40里山路從家里背回一個星期的口糧。打開王線的飯盒，里面除了涼米飯就是辣椒醬。在征得王線的同意后，我用小勺嘗了一口她的辣椒米飯，一入口那辣味就迅速的開始從舌尖向舌根蔓延，到咽喉時我已顧不得什么不斷得吐著舌頭并用手扇著風，不知是太辣還是激動，就覺得眼里有液體要向外涌。吃過成都的火鍋和湖南的辣魚，但我敢說，這一口米飯的辣味是刻骨銘心的，恐怕一生得留在我的舌尖上。 白米飯加辣椒并不是王線的中餐，也不是晚餐，甲壩民族小學的名學生每天、每月的每一頓吃的都是這些，要變花樣也就是有時把辣椒醬換成醬油或在鍋上蒸米飯的同時在白水中煮點沒有油腥的土豆、白菜佐餐。我繼續掀開和王線同屋的王艷玲、楊朝芳、陳應花、陳應芬的大木箱，里面的內容絲毫沒有變化。 當城里的孩子享受著四季恒溫的教室仍須早接晚送時，甲壩民族小學的孩子卻三個或五個蜷縮在一卷舊棉絮中，而陪伴他們的沒有低回的童謠，只有穿過屋頂眨著眼的星星。我在想每張床上的孩子可能都有一個不同的夢想，但在采訪時，他們說，大家共同的心愿是下雨時再不要抱著被子蜷縮在墻角挨過一夜，因為第二天課堂上會打瞌睡。 王線、王艷玲、楊朝芳除了上課、吃飯在一起，睡覺也是無法分開的，因為學校宿舍實在太有限，她們三個人必須擠在一張木板床上，已有20多年歷史的老屋早已在風吹雨淋下露了天，擺榜鄉平均海拔米，年平均降雨毫米，老屋是根本無法擋住隔三岔五就不約而至的雨水的，王線她們只好把床挪到漏雨稍少的那一邊。我打開她們的木箱時發現，雨水浸泡木箱已有些發朽了。和王線她們面臨著同樣困擾的還有另一間不足20平方米的男生宿舍，我走進去時稍過了會眼睛才適應過來，但從各個床上伸出的小腦袋卻先嚇了我一跳，拖著青鼻涕的、有些害羞轉過臉的、帶著驚疑眼神的擠擠挨挨在一起，他們出門都要從床上翻過。最后我才數清楚，每一張上下床上都睡著三四個吃著白米飯、蓋著舊棉絮、晚上數著星星睡去的男孩。告訴我，這里有下到二年級上至初三的62個男生，若遇漏雨他們比王線還困難，大家有時就要抱著自己的棉被擠在角落里挨過一晚。年平均氣溫13、6攝氏度的擺榜鄉的屋里是不生火供暖的，孩子們三五個蓋著一床發黑的棉被的另一個好處是大家可以相互用體溫取暖。 我在學校唯一的教學樓的樓梯下還發現了另外四個女孩，李瑞珍、何貴菊、唐敏、唐四個小女孩從臉色上就可以明顯的看出她們的營養不良，已經上初三的她們要比城里孩子明顯矮一大截，但就是這樣，進出這個所謂的小屋時她們還是要極低的彎腰低頭，但給我講起小屋，她們還是露出了滿意的笑容，李瑞珍悄悄告訴我，和其他同學相比，小屋的最大優點就是下雨不用手忙腳亂的四處躲藏，這一點也是其他同學最羨慕之處。此時，她們正用沒倒油的辣椒醬炒米飯,看到這些我實在不心再看下去了，而有聲怕傷害到她們的自尊，只說讓她們學習用品急急從身上掏出了僅有的元錢塞到了她們的手中趕快離開了這間樓梯宿舍，電視臺的海外學人王越也不心再拍下去脫下御寒的棉衣遞了過去。 當城里的孩子沉迷于電腦上的電子游戲而父母為之萬分頭疼時，甲壩民族小學的孩子卻要趕緊抄寫完黑板上的板書，因為再過一會兒霧氣就會完全吞噬它。這所學校今年考上高中的只要7個孩子，但真正去報道的是3個，剩下個孩子家里實在無法擠出學費，和其他落榜同學一樣，他們或種田放牛，或遠走他鄉開始打工。我雖沒有見到他們，但卻能深深的感到他們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選擇的是一種叫無望的東西。 我在甲壩民族小學的黑板上沒有發現老師板書后的任何殘跡，對此我百思不得其解，李家明老師的解說讓我解開了謎團。甲壩的高寒多雨使他們這兒長年處于霧氣籠罩之中，教師們必須抓緊有限的晴天來上課，而在大霧天中，學生們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趕緊抄完黑板上的板書，要不霧滴在凝聚后就會把粉筆字沖刷模糊，而老師則要緊著把字擦掉，要不沾水的黑板再要寫字就萬分困難了。 學習條件再艱苦對于老師和孩子來說都可以用意志去克服，但讓老師們痛心的是孩子的失學，告訴我，一般第一學期孩子們到的比較齊，但第二學期就有人無影無蹤了，更讓他們傷心的是，今年，在80多個學生中有7個考上了高中，但報名去的只有3個，其余4個因為家里實在拿不出錢而放棄了，和許多這里的孩子一樣，他們的最終命運是在家種田放牛或出外打工。根據擺榜鄉的統計，全鄉目前有名7至12歲的適齡兒童因經濟困難而失、輟學。50年來，全鄉有大專文化的僅5個人，中專（高中）文化的39人（分別占總人口的0、05%和0、4%）。一路西部行，聽當地領導介紹，向這樣的情況絕非擺榜鄉一處。當城中的母親在中為以后是穿比基尼還是連衫泳裝確定如何拋腹產而左右權衡愁眉不展時，西部貧困地區的母親正無力的拿起一把帶著銹跡的剪刀伸向連接她和嬰孩之間的臍帶，雖然這個嬰兒可能在沒有看清這個世界前就會因破傷風死去，而活著的嬰孩會和圈里的小豬、小牛一起長大。我被那雙純凈的大眼睛深深刺傷了，此時，我已無常的判斷，小家慶是幸運還是不幸。 一雙大眼睛的純凈也會使人感到了驚栗不安，在甘肅隴西漳縣虎橋竹林溝春蕾小學外我得出了這一結論。在人中，一個爬在父親背上的小男孩就那樣不眨眼的看著來來往往的人們，舉著相機的我不斷逗引他，但他并沒有該有的任何反應，在一邊的母親怯怯的告訴我，這個有著純凈大眼睛的孩子官名叫胡家慶，他是腦癱，三歲了還不會講話、走路，也許一輩子都要在他父親身上度過。有著這樣一雙眼睛的孩子怎么會和腦癱握手？我在西部長大，但在我的記憶中周圍很少有這樣的孩子，在請教了當地衛生局的領導后才知道，造成小朝文腦癱的原因就是他貧困的母親在家中自己生產。衛生局的老阿姨告訴我，一支蠟燭或煤油燈、一把銹跡斑斑的剪刀、一床破舊的棉絮就是西部貧困地區母親生產時的全部用具，往孩子出世后顫顫巍巍握著剪刀剪斷臍帶的是早已筋疲力盡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若遇難產十有會母子雙亡，而新生兒在這樣的衛生條件下感染破傷風的死亡率也高的驚人，過了生死關，孩子還要繼續煎熬，有些地方是不讓婦女在家中生產的，她們只能在牛圈、豬圈中默默受巨大的痛苦。據門和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的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在西部貧困地區，新生兒的死亡率一般都在萬分之一百六十，甚至高達萬分之二百五十，造成這個驚人數字的根本原因是西部貧困地區有73%左右的母親在家中無專業醫師陪護的情況下自己生產。面對這樣一組數字，我再也無法判斷腦癱的小朝文在其中是不幸還是幸運兒。 在“安康計劃西部行”出發前，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的程淑琴深情的告訴了我她在西部考察時一次至今想起仍會眼眶發潮的遭遇，當面對一個班30個同學人人捏著一個無法再削的鉛筆頭，仍埋頭在昏暗的教室里認真聽講、寫畫時，她再也不心看下去了，轉身跑到村里唯一一個估計掏出元就能包下全部貨物的小部里來一大捆新鉛筆，鄭重的發到每一個同學的手中，但之后她驚奇的發現，整個教室中沒有一個人扔掉手中的微型鉛筆，他們都將新鉛筆悄悄得放進了書包的深處。現在，還珍藏了其中的一只鉛筆頭，在為西部兒童四處募捐勞累時，她會拿出那個捏不住的鉛筆頭看看，想想那一幕后就又開始了毫無停歇的奔波。 雖然我本人也生在西部，長在西部，也曾是“鉛筆頭故事”中的主人公，深深體驗過貧困對于一個孩童的意味，并在聽了的故事后有了心理準備，但在安康計劃西部行的整個過程中我仍無法平靜下來，完全站在一個純海外學人的角度去觀察身邊的每一件事情，有時又會情不自禁的置身于事件之中，同時，我也看到，隨行的每一個海外學人都不是在完全冷靜的觸摸這一新聞事件，多多少少摻雜進了個人感情，在成都，因為成行前考慮到西部地區的低溫海外學人們都只有一件羽絨服可穿，而當時氣溫卻是20攝氏度，千龍新聞網的編輯李健穎花余元了一件T恤，一路看完了孩子們如此艱難的學習和生活，她悄悄告訴我，“花這么多錢衣服感覺自己是在犯罪”，在行程總結會上，電視臺的余朝輝講到動情處竟當著30多個人的面啕起來，我相信，不只我一個人，可能任何一個海外學人在那一雙雙一如西部的天空般純凈的眼睛面前都無法坦然面對、泰然采訪。這時，我就想，一個從西部走出的海外學人的描述能否轉化成一種力量，哪怕是十分微小，去改變哪怕是一個孩子或母親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