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史書，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歷史典籍之一。古人“尚”與“上”通用，“書”原來就是史，上古時，史為記事之官，書為史官所記之史，由于這部書所記載的是上古的史事，所以叫做《尚書》。《尚書》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尚書者，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故謂之《尚書》。”（王充《論衡·正說篇》） 《尚書》也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文件匯編，它的“典”、“謨”、“訓”、“誥”、“誓”、“命”六體，有的是講演辭，有的是命令、宣言，有的是談話記錄。《尚書》記事的內容，上起原始社會末期的唐堯，下至春秋時的秦穆公。《尚書》按時代先后，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個部分，共100篇。《尚書》的編纂者是誰？歷來有不同的說法，但司馬遷和班固都肯定它是孔子編纂的。孔子是中國古代文化承上啟下的集大成者，他生活的年代是禮、樂廢，《詩》、《書》缺的春秋末期。所以他周游列國之后回到魯國，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編訂《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上面，還為《尚書》寫了序。司馬遷說，或亂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史記?孔子世家》）因此，《尚書》被儒家列為經典之一。孔子收徒講學時，還選用了這些典籍作為教材。他認為這六種教材，可以使人“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 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禮記?經解》）這說明了“六經”的教育意義和教育價值。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把《尚書》列為禁書，規定民間所藏的《尚書》均需燒毀。此后，引起了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的爭論。秦焚書時，濟南有個名叫勝的博士伏生，他秘密地把《尚書》藏在宅中的墻壁間。漢初局勢穩定之后，他從壁中取出藏書時，書已散亂不堪，只得28篇。伏生用這28篇的不全《尚書》，講學于齊魯之間。由于這些篇章是用當時的隸書寫成的，故稱為今文《尚書》。這部書被漢朝政府列于學官，據多數學者的考證，認為它是真的。漢武帝時，魯恭王劉余為了擴大自己的宮殿范圍，拆毀了孔子的舊宅，并從孔宅墻壁中發現了許多用蝌蚪文字（漢以前的大篆或籀文）寫成的竹簡，為古文《尚書》。當時的學者孔安國（孔子的后代），把它和通行的今文《尚書》互相校讀了一遍，多出了16篇。這部古文《尚書》一直沒有被漢朝所重視，也沒有列于學官，又沒有人傳授。到王莽時才把這部古文《尚書》列于學官。到東漢時，才逐漸盛行，當時的大學者馬融、鄭玄等人并為它作注釋，于是才盛行于世。但它與今文《尚書》相比較，還是不如今文《尚書》被人重視。東晉元帝（司馬睿）時，豫章內史梅賾曾經向朝廷獻上25篇的古文《尚書》（它與漢代的古文《尚書》也不同），還有偽造的孔安國《尚書傳》。東晉政府把它列于學官，影響較大，在社會上流傳了很長的時間。到唐朝貞觀五年（631），唐太宗命令修撰群經正義，孔穎達作《尚書正義》和陸德明寫《經典釋文》時，都是根據梅跡所獻的這個本子。于是它便成了官府的標準本，以后又收入《十三經注疏》中，廣為流行。到了南宋初年，朱熹等學者開始懷疑梅賾這部書，認為從文字看，不像周秦時的文詞。到明清時，有更多的學者繼續指責梅賾這部書。明梅鷟作《尚書考異》，清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清惠棟作《古文尚書考》，都認為梅賾的《尚書》為偽書。這一來，梅賾的古文《尚書》其真偽，便成定論。由于漢朝時從孔府壁中取出的蝌蚪文《尚書》早已散失，東晉梅賾的古文《尚書》雖被認為是偽書，但它們被收入《十三經注疏》中，廣為流行，也就弄假成真了。我們今天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尚書》，即今文《尚書》與梅氏所獻的古文《尚書》的合編本，共58篇，即《虞書》五篇、《夏書》四篇、《商書》十七篇、《周書》三十二篇。《尚書》為我們研究我國原始社會末期和夏商周奴隸社會歷史，留下了珍貴的資料。如《堯典》記載著堯、舜、禹的“禪讓”故事，反映了原始公社制度權位繼承情況。《禹貢》是我國最早的歷史地理文獻。《盤庚》記述商朝遷都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