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婦吟在唐代詩人韋莊的長詩《秦婦吟》中，有這樣一句詩：“明朝又過新安東，路上乞漿逢一翁。蒼蒼面帶苔蘚色，隱隱身藏蓬荻中。”這生動地描繪了詩人路上遇見的一位流民的景象。流民，泛指那些離開家鄉，四處流浪的平民，他們大多數沒有固定的住所，是封建王朝統治中最不穩定的因素之一。人們普遍認為，流民問題的嚴重程度與封建王朝的治理能力成反比，也就是說，越和平繁榮的王朝，越不容易產生流民問題。然而，大唐盛世下的流民問題卻與此結論截然相反，以至于唐末的一系列農民起義間接導致了唐王朝的覆滅，曾經的盛世，竟是毀在了統治者眼中的螻蟻手中。農民起義大唐盛世下為何還會有眾多流民呢？原因有很多，以下幾點尤值得關注。均田制的瓦解唐朝建立之初，統治者吸取了隋朝滅亡的教訓，意識到農民起義對統治的影響之大，因此，唐朝統治者對農民采取安撫和拉攏的政策，對于農民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實行“均田制”。所謂均田制，就是“按人頭分配土地”，除了婦女、部曲、奴隸，其他人無論老幼，皆可分得一定數量的土地，均田制的目的就是抑制土地的過度集約化，使得大多數人都能夠擁有土地。然而，在均田制實施幾十年后，到了唐朝天寶年間，唐朝人口在前期的休養生息后大大增長，政府面臨著土地不夠分的問題，加之土地兼并死灰復燃，許多農民被迫與土地分流，成為流民。均田制最終被“兩稅法”所取代，而許多依靠土地生存的農民也成為流民。疫病的流行在唐朝的歷史記載中，發生的疫病多達21次。唐詩中也不乏關于唐朝疫病的描寫，甚至許多詩人自己也曾身患瘧疾。如著名的詩圣杜甫，《寄薛三郎中》中說自己“峽中一臥病，瘧疾終冬春。”一旦患上瘟疫，就基本宣告了死亡。疫病的傳染度高，一個村莊中倘若有一個人得了疫病，那么其余諸人，都有可能感染，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許多村民選擇放棄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地，或將其變賣，離開瘟疫肆虐的故鄉，這一部分人，也是流民的重要來源之一。沉重的賦稅封建王朝最主要的收入就是賦稅，而農民又是最主要的征稅對象。唐朝雖然是一個開放多元、穩定繁榮的王朝，但在豐收年也尚且能夠飽足，一旦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農民的負擔就會十分沉重，一家人的吃喝都成問題，不得已的情況下只能逃跑。其心理，可被概括為“村野愚儒之民以有田為禍”，加之一戶逃跑，其親戚都會受到連累，所以就出現了群體逃跑的現象。流民的社會效應——國之大患唐朝種種原因造成的流民問題，對流入地治安提出了挑戰，影響了城市形象，甚至引發了農民起義，從內部瓦解了這個龐大的王朝。在長期的壓抑生活中，流民生活質量低，不僅是自己過著這種流離失所的生活，他們的子子孫孫都要以流民的身份生活下去。一些頗有血性的流民就揭竿而起，意圖推翻舊王朝的統治，建立有利于自身階級的新王朝。唐末農民起義是我國歷史上爆發的最大的三次農民起義之一，包括黃巢起義等一系列農民起義。唐朝政府對流民現象的應對措施唐朝政府對流民現象的應對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完善的賑災機制、改變稅收制度、實行募兵制。完善賑災制度據舊唐書記載，唐朝時期，政府逐漸發展出了比較完備的賑災制度，包括實物救濟、作物賑濟等多種方式，還將隋朝時期建立的“義倉”常態化，成了各個州縣必備的機構。每到饑荒或者有其他天災，收成不好之際，政府就會開倉放糧，幫助百姓渡過難關，這樣就減少了農民逃荒的可能性。改變稅收制度唐政府在意識到均田制難以為繼以后，也嘗試在稅制上做出改變，針對賦稅沉重的小民，政府提出了用貨幣代替實物。這樣改變以后，對農民有什么好處呢？對于農民來說，原來政府只征收實物稅，在沒有收成的年份里只能東借西湊，如果湊不夠只能棄地而逃。但廢除實物稅以后，農民可以繳納貨幣作為稅款，即使沒有土地收入，但可以出去做點小本買賣，也能湊夠稅款。此外，唐朝政府還減少了農業稅在稅收中的比例，從整體上減輕的農民的負擔。實行募兵制募兵制是與征兵制相對的一種兵制，即國家招募職業軍人。對于許多流民來說，也不失為一條好出路，這樣一種雙贏的做法，不既減少了流民的人數，也有利于增強國家軍隊的戰斗力。總結唐朝的流民主要來源于農民，他們因為各種天災人禍不得已離開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在沒有失去土地之前，他們也曾過著“男耕女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園生活，但饑荒、瘟疫、賦稅讓一批批農民成為流民，流亡在大唐的土地上。大量的流民涌入大城市，一方面對治安提出挑戰，一方面影響了城市風貌，他們同高高在上的貴族階層構成了鮮明的對比，成為封建社會的底層犧牲品，他們的生活軌跡，被唐朝繁華的盛世圖景所掩蓋，只能用“踏盡公卿骨”的方式，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