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不知生之志”出自唐代韓愈的《答李翊書》。“抑不知生之志”全詩《答李翊書》唐代韓愈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于人而取于人邪？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蘄勝于人而取于人，則固勝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于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后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于成乎？雖幾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作者簡介(韓愈)韓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漢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謚號“文”，又稱韓文公。他與柳宗元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駢為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韓愈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確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答李翊書翻譯六月二十六日，韓愈言，李生足下：你來信的文辭立意很高，而那提問的態度是多么謙卑和恭敬呀。能夠這樣，誰不愿把把立言之道告訴你呢？儒家的仁義道德歸屬于你指日可待，何況乎表述道德的文呢？不過我只是所謂望見孔子的門墻而并未登堂入室的人，怎么足以能辨別是或非呢？雖然如此，還是不能不跟你談談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你所說的要著書立說的看法，是正確的，你所做的和你所期望的，很相似并很接近了。只是不知道你的“立言”之志，是希望勝過別人而被人所取用呢，還是希望達到古代立言的人的境界呢？希望勝過別人而被人取用，那你本已勝過別人并且可以被人取用了。如果期望達到古代立言的人的境界，那就不要希望它能夠很快實現，不要被勢利所引誘，（要像）培養樹木的根而等待它的果實，（像）給燈加油而等它放出光芒。根長得旺盛果實就能預期成熟，燈油充足燈光就明亮，仁義之人，他的文辭必然和氣可親。不過還是有困難之處，我所做到的，自己也不知道達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還是沒有？雖然如此，我學習古文已有二十多年了。開始的時候，不是夏商周三代西東兩漢的書就不敢看，不合乎圣人志意的就不敢存留心中，靜處的時候像忘掉了什么，行走時好像遺失了什么，矜持的樣子像在思考，茫茫然像是著了迷。當把心里所想的用手寫出的時候，想要把那些陳舊的言詞去掉，這是很艱難的呀！把文章拿給別人看時，不把別人的非難和譏笑放在心上。像這種情況也有不少年，我還是不改（自己的主張）。這樣之后才能識別古書（中道理）的真與假，以及那些雖然正確但還不夠完善的內容，清清楚楚黑白分明了，務必去除那些不正確和不完善的，這才慢慢有了心得。當把心里所想的用手寫出來的時候，文思就像泉水一樣涌流出來了。再拿這些文章給別人看時，非笑它我就高興，稱贊它我就擔憂，因為文章里還存有時人的意思和看法。象這樣又有些年，然后才真是象大水浩蕩一樣（文思奔涌）了。我又擔心文章中還有雜而不純的地方，于是從相反方向對文章提出詰難、挑剔，平心靜氣地考察它，直到辭義都純正了，然后才放手去寫。雖然如此，還是不能不加深自己的修養。在仁義的道路上行進，在《詩》《書》的源泉里游弋，不要迷失道路，不要斷絕源頭，終我一生都這樣做而已。文章的氣勢，就像水；語言，就像浮在水上的東西；水勢大，那么凡是能漂浮的東西大小都能浮起來。文章的氣勢和語言的關系也是這樣，氣勢充足，那么語言的短長與聲音的揚抑就都會適當。雖然這樣，難道就敢說自己的文章接近成功了嗎！即使接近成功了，被人用時，別人能得到什么呢？盡管如此，等待被人采用的見解，難道就像器具一樣嗎？用或不用都取決于別人。君子就不這樣，思考問題本著仁義原則，自己行事有一定規范，被任用就在人們中推行道，不被用就把道傳給弟子，把道借文章流傳下去為后世效法。象這樣，是值得高興呢，還是不值得高興呢？有志于學習古代立言者的人很少了。有志學習古人的人，必為今人所棄，我實在為有志于古的人高興，也為他悲傷，我一再稱贊那些有志學習古人的人，只是為了勉勵他們，并非敢（隨意）表揚那些可以表揚、批評那些可以批評的人。向我問道的人有很多了，想到你的意圖不在于功利，所以姑且對你講這些話。韓愈言。答李翊書賞析韓愈認為有較高的道德修養是為文的前提。他在《答李翊書》的開頭說：“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有日矣，況其外文乎？”由此可見，他認為德是文章的內核，文是德之載體，或者說是外在的表現形式。這和他所一貫倡導的“文以載道”說是相一致的。如，他在《爭臣論》一文中說：“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在《答李秀才書》中說：“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那么，“道”和“文”怎樣能相促相長，達到較高的水準呢？他在《答李翊書》的第二段形象的論述了這個問題，他說：“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要寫好文章，不要只是想去尋找一盒能讓東施變西施的外用美麗霜，不要被狹隘的功利所驅譴，而要像為樹養根，給燈加油那樣，去加強道德修養，有了教高的道德水準，詩之樹、文之燈才根深葉茂、光焰萬丈！有了較高的道德修養，就有了經濟蒼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憫難憐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則鳴，有憤激則書，敢于為民請命，敢于為一切正義和真理搖旗吶喊、奔走呼號。金銀財色不能動其心，酷刑利刃不能鉗其口。想不說話是多么難的一件事呀，何需挖空心思、搜腸刮肚、冥搜虛飾以敷綴其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