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發表于《當代》1992年第6期、1993年第1期陳忠實先生1983年寫給何啟治的三封信中有兩封只間隔一周，分別寫于4月8日和4月14日，那些時日在他的創作歷程中相當重要。“《初夏》稿，我將等待您的意見，準備修改，我有進一步修改它的精神準備。這是迄今為止我的最長的一部習作，我的意向和您一樣，想盡力使其像樣一些。”（引文出自新發現的陳忠實致何啟治信件，下同。）陳忠實先生修改《初夏》，特別重視何啟治等《當代》編輯給出的意見，可以說編輯《初夏》也體現出了《當代》對陳忠實先生的培養：“稿子需得作大的修改，雖然始料不及，但我覺得這次去京受益匪淺。你們編輯部的朱、龍二位領導，對《初夏》習作的重視，已使我感動。秦兆陽同志認真嚴肅的精神和深刻的思想，將在我的創作生活中留下深刻的記憶。”（“朱”指朱盛昌、“龍”指龍世輝。）對于陳忠實先生來說，《初夏》修改得非常辛苦，所以信中也表露出了無奈甚至是牢騷的情緒：“這部稿子，如果說發了也就算了，也許就那么回事了，作者也解脫了。”但是，在接受《當代》編審意見努力修改《初夏》一事上，體現出了他追求文學高度的恒心和毅力：“我這次去你那兒，圍繞著如何改好這一部稿子，我看到也感到了許多自己創作以外的美好感情，自然覺得自己應該如何對待自己的作品了，作者更應比編輯明白，把怎樣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如果一部稿子再改已無多大的開拓的可能，那當然就該早早罷手；如果一部稿子還有開拓得深一層的余地，就絕不該輕易罷手，圖得一時輕快，致使發刊之后悔之莫及。這是否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秦兆陽同志所說的突破的含義吧！”陳忠實先生修改《初夏》，收獲是很大的，硬是把幾萬字的小中篇改成了十二萬字的大中篇，成為他所有小說中除《白鹿原》以外篇幅最長的作品。或許可以說，他后來能寫出巨著《白鹿原》，《初夏》是必經的最好練筆。“《初夏》系在您心上，真有點難為您了。接到您的信，我很感動，是的，這部稿子，從一稿到現在，您花了多少心力，只有我清楚。現在，在我修改十分困難的時候，讀您這樣的信，誠摯至情，已使我想到不單是一部稿子的成敗問題。”的確，這不單單是“一部稿子的成敗問題”，也是一個作家走向提高的過程。“我已著手修改，在考慮到許多同志（看過的人）的意見之后，我想作者自己的追求不能亂，這一點亂了，可塑性就太大了。這樣我的思想有了一個基本的考慮。我們已交換過多次意見，不必贅敘了。我將盡力拼一下，爭取年內干完此事。我覺得：三年來對這部稿子的幾次修改，實質是我對一位新人（馬駒）的不斷加深理解的過程。現在我將更進一步地認識他，表現他。”信中提及的新人指《初夏》的主人公馮馬駒，陳忠實先生親昵地叫他“馬駒”，可見一個作家對自己筆下人物的喜愛。《初夏》是陳忠實先生學習柳青的體現，馮馬駒是又一個梁生寶式的人物。如同柳青的《創業史》寫的是五十年代梁三老漢與梁生寶這對父與子的故事，《初夏》是八十年代的父與子的故事。父親走后門讓兒子到城里工作，不料兒子馮馬駒放棄了進城的機會，決心留在農村帶領大伙走共同富裕之路。“我對秦以及你和龍的意見統籌思考，在我們倆那天談的大體設想的基礎上，再進一步考慮，有了一個新的脈絡圖形之后，再動手，這將是一場惡戰。說實話，我自發作品以來的十余年間，沒有過這樣反復幾次修改一部（一篇）作品的過程，一般是一寫一改就完了，所以沒有大的突破，也許總是安于短暫的輕松吧！這部稿子的前幾次修改，我自己已經感到一次比一次有了進展，一次比一次深些了，這次修改（或者干脆說重寫）能否更深一步呢？我希望能這樣，而且拼出最大的力氣，至于結果如何，將來寫出之后再說再看，創作中也常有事與愿違的情況。”陳忠實先生是以復雜的心情修改《初夏》，承受了一次非常困難的過程，但他沒有被壓垮，在無奈中依然葆有奮進之心，這其中自然也得益于《當代》編輯的指導與鼓勵。“首先考慮到《初夏》的修改問題，我想您要是能在本月底前給我回復，五月份我即可改完此稿。如不能，那就得六月下旬了，需得您那兒的情況而定。您看情況辦吧，不必太費周折。無論如何，我會給您告知的。”在陳忠實先生攀登文學高峰的追求路途上，《初夏》起到了怎樣的作用，這是不言自明的；在《初夏》的修改發表上，何啟治等《當代》編輯起到了怎樣的作用，這同樣是無須贅述的。總之，作品《初夏》成功了，作家陳忠實成長了。陳忠實先生寫于1992年的三封信則是談《白鹿原》的創作和編輯。首先便是向何啟治報告即將完成長篇小說《白鹿原》書稿。“我是白鹿原人，守恪信義”，“盡管這期間有四五家來人來信約過稿，我都婉辭搪塞了”，這些發自肺腑的言語，體現了陳忠實先生重情義、講信用的樸實品質，也表達了他對人文社、對何啟治的高度信賴，正如他后來所說的：“我把生命交給了你們！”他珍視何啟治最早向他約稿因而建立的緣分，感念《當代》對《初夏》的重視、提高，所以才有《白鹿原》花落《當代》，《白鹿原》歸屬人文社。陳忠實先生與《當代》雜志的深厚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