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近日揭曉，英國醫學教授約翰·格登獲得今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可是又有誰知道，格登中學時生物成績曾墊底，甚至被老師斷言絕不可能成為科學家。 在筆者看來，格登能從生物成績倒數第一到獲得諾貝爾醫學獎，除了與其自身的努力堅持分不開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所處的環境并沒有將其“拋棄”，而是為其實現自己的理想、發展自己的興趣提供了空間。 格登回憶稱，自己少年時被生物學深深吸引，他甚至在學校養過上千只毛毛蟲，并看著它們變成飛蛾，這在當時還引起老師的強烈反感。然而，雖然老師斷定其根本不可能成為科學家，對其作為“強烈反感”，但他還是在學校里養了毛毛蟲，還成功地看著它們變為飛蛾。老師認為他不具備專家的潛能是一回事，允許他做自己感興趣的事卻是另一回事。而反觀我國，這種情形似乎不大可能發生，不要說學生在老師的嚴格管理下，根本不可能有這一想法，就是有這一想法，剛開始實施，就有可能被老師叫去嚴厲批評，并聯系家長，讓他們幫助糾正學生的做法。這就是當前存在的教育現狀——學校、社會把單一的成才目標灌輸給學生，并要求學生按照一個模式成長，很少給學生自由生長的空間。 后來考入牛津大學的格登，最初讀的是古典文學，后又轉向動物學，正式開始了他的科研生涯。這聽上去也很“傳奇”。放在我國，像格登這樣的學生也有可能進北大、清華（一門生物不好，或科學科目不行，其他科目的優異表現也可以讓其進名校），可是，進入大學后是很難換專業的，尤其是換到自身并無優勢的專業。很多學生對所學的專業不感興趣，但卻不得不學，鮮有機會去學自己感興趣的專業。 當然，格登的這種“傳奇”經歷，如果放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我國，也算不上什么“傳奇”，與他類似的就有錢偉長先生，甚至比格登更“傳奇”。錢偉長在18歲那年高考中，數學、物理、化學和英文，總共考了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從沒有學過，考0分。所幸靠著文科成績（中文和歷史兩個100分），通過了清華的考試。進入清華歷史系的第二天，發生“9·18”事變，錢偉長毅然決定：我不讀歷史系了，我要學造飛機大炮。物理系主任吳有訓禁不住錢偉長的糾纏，提出先讓錢偉長試讀一年。如此，才有了我們今天熟知的錢偉長。 今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頗令國人振奮，但這也不能掩蓋在李政道、楊振寧之外，中國科學家離諾貝爾獎越來越遠的事實。每年諾貝爾獎頒發，我國社會都會集體焦慮，尋思什么時候我國也有本土科學家獲獎。在筆者看來，與其預測我國何時能獲得諾貝爾科技類獎項，還不如反思我國當前的教育環境和學術環境。何時我國能營造像格登、錢偉長先生求學時的教育環境，不用單一的標準評價、選拔學生，不扼殺學生的興趣、愛好，給學生自主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專業的空間，我國科學家離諾貝爾獎也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