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國平 來源：人民日報 中國戲曲走出國門，首先會面臨外語翻譯的挑戰。20世紀是西方人的世紀，因此，“戲曲”一詞在英文中通常被譯為“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而京劇則被稱作“Beijing opera”。依此類推，各地方戲劇如豫劇被譯為“Henan opera”，越劇則是“Yue opera”。盡管中國戲曲是一種具有獨特風格和魅力的綜合藝術，唱、念、做、打的表現形式與西方歌劇不等同，但為了便于西方人的理解和接受，這樣的翻譯也情有可原。這就如同將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視為東方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將湯顯祖稱為東方的莎士比亞一樣，都是以西方表達為參照。中國戲曲藝術歷史悠久，產生了關漢卿、王實甫、湯顯祖、洪升、孔尚任等眾多大家和《竇娥冤》、《趙氏孤兒》、《西廂記》、《牡丹亭》、《長生殿》、《桃花扇》等傳世佳作。這些作品早在17世紀就已流傳海外，影響深遠。同時，以李漁為代表的一批杰出戲曲理論家也應運而生，他們提出了“立主腦”、“密針線”、“肖角色”、“正音律”、“結構第一”、“修容”、“習技”等中國式的戲曲理論和術語。然而，隨著上世紀初西方戲劇傳入中國，“新劇”如話劇等逐漸成為中國戲劇舞臺的主導，蘇聯斯坦尼體系也一度占據主導地位，傳統戲曲遭遇了盲目批判和改造的困境，其理論也大多被西方戲劇術語所取代。反觀西方人，他們對自身文化的堅守似乎到了偏執的程度。去年《環球時報》上載有一篇外國人寫的文章《中國，在翻譯中迷失》，其中提到，許多西方觀察家拒絕在有關中國的報道中引用中國術語，反而以西方概念來描述或解釋中國文化。《紐約時報》最近刊登的“中國的儒家憲政”一文中，作者“儒學哲學家”貝淡寧通篇未使用任何中國術語。這種做法并非個例。德國人要求其“中國專家”都要“很德國”，有關中國的書籍須用純正的德國詞匯撰寫。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將中國的元素排除在外，將歐洲的文化標準強加于人。西方人對本國文化的堅守可能源于對自家文化的自信心。相比之下，我們的文化自覺和自信顯得不足。中國文化傳統深厚，有著自身獨到的魅力，吸收借鑒外來文化豐富和充實自己并沒有錯，但我們不能失卻自身的文化自覺和自信。日前，國家大劇院上演話劇《大宅門》，導演郭寶昌呼吁“說戲曲腐朽落后的都是外行”，強調戲曲中的寫意美學觀念已經超前200年，相信未來200年依然超前。我們不應妄自菲薄，而應保持文化自信。21世紀的中國已經走向世界，我們不應永遠延續以西方文化為中心的命名、翻譯習慣。當下的中國戲曲，正如當年梅蘭芳唱響歐美一樣，以其獨有的東方魅力征服世界。因此，“戲曲”一詞的翻譯應當回歸到更符合中國文化的表達方式。在日本，歌舞伎“Kabuki”、能樂“Nogaku”等詞語的翻譯，已經按照這種音譯方法進入并豐富了英語詞匯，我們的戲曲及京劇等也有權利得到這樣的認可。中西方文化各有千秋，我們應熟悉和借鑒國際的表達方式，但決不能遷就西方而消解了自我，更不能讓中國文化和戲曲在翻譯中迷失。在中國傳統文化對外傳播中，翻譯是首要也是重要的門檻。我們是在以西方表達為主要依據？還是在借鑒的基礎上尋找和建立充分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表達方式？本文作者提出的戲曲這一翻譯難題，在其他中國文化翻譯中也會遇到，這個問題看似小，實則無法繞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