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案的實質是朱元璋作為“新皇帝”所面臨的挑戰與轉變。從這一事件開始，朱元璋正式結束了新手期，開始從帝王的角度思考問題。他通過誅殺胡惟庸，罷黜丞相，揭示出一個關鍵點：在明朝初年，主要的官員選拔途徑是“舉薦”，而非科舉。起初，朱元璋并未意識到科舉制度的局限性，誤以為它能夠選拔出能夠真正治理地方的精英人才。然而，科舉的結果卻讓他大失所望，發現大多數科舉出身的官員“語言華麗，行動無力”。這導致他暫停了科舉，轉而恢復了元末實施的“舉薦制”，強調以德行為選拔官員的首要標準，同時將文藝作為次要考慮。朱元璋之所以恢復“舉薦入仕”制度，有兩個原因。首先，他意識到科舉選拔出的官員在實務方面能力不足，難以勝任。其次，基于歷史經驗，他深知有能力調動社會資源的人如果與政府作對，將產生巨大危害。歷史上，察罕帖木兒和擴廓帖木兒就是這樣的例子，他們的影響力甚至可以與皇權抗衡，給明朝帶來極大困擾。朱元璋希望通過“舉薦入仕”的方式，將他認為既具備人才又可能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的人吸納到朝廷，以控制這些潛在的威脅。盡管初衷良好，這一制度也導致了胡惟庸案的發生。原因在于朱元璋的誤解，從漢朝開始，朝廷命官并不需要真正治理地方，他們的職責僅是為皇帝征稅。真正的治理者是文法吏，這類官員在歷朝歷代都受到嚴格的限制，與朝廷命官之間存在難以逾越的鴻溝。朱元璋認為“朝廷命官”完全代表皇權，但實際上，這些官員的權力往往被限制在征稅和威懾上，而真正的治理則由文法吏負責。這種邏輯與現代一些國家中強力部門不允許專業人士成為一把手的類似。為了加強皇權，歷朝歷代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漢初的軍功貴族入仕制度、漢武帝的察舉制、曹魏的九品中正制、隋唐的科舉制等，這些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元朝不采用科舉制度的主要原因是元朝統治者來自草原蒙古人，元朝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封建貴族制的用人傳統。朱元璋在采取“察舉制”之前，通過重用新貴并疏遠老兄弟，試圖避免權力轉移。然而，朱元璋低估了“察舉制”的影響力。據統計，通過“舉薦制”入仕的三品以上官員占洪武年間總數的46.88%，其中刑部侍郎等職位的官員比例更高，這表明“舉薦制”與科舉制在選拔官員時有本質的區別，人事任免權在中樞而非皇帝手中，丞相在這一制度下具有決定性作用。在歷史的進程中，朱元璋通過綜合漢武帝和漢光武帝的策略，首先削弱了胡惟庸等新貴，依靠李善長等“老兄弟”來控制局勢，其次廢除了丞相制度，直接由皇帝兼任宰相。這標志著朱元璋作為“新手期皇帝”的成長，他意識到僅僅誅殺丞相或采取重內朝輕外朝的策略無法解決問題，而是需要從根本上加強中央集權，以確保皇帝牢牢掌握人事權。隨著時間的推移，科舉制度的興盛使得舉薦制與太學生逐漸邊緣化。盡管朱元璋間歇性地推行科舉，但“舉薦制”的使用仍然廣泛，尤其是在朝廷內外。然而，隨著科舉制度的日益重要，舉薦制與太學生在選拔官員中的作用逐漸減弱，最終被科舉制度所取代，確保了皇帝對人事權的牢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