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是顧長衛“時代三部曲”的第二部。該片的立意、劇情、人物塑造、影像風格、演員表演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女主演蔣雯麗憑借此片的演出，獲得羅馬國際電影節影后桂冠。在片中，蔣雯麗不惜增肥扮丑自毀形象，在其中扮演一位相貌丑陋，卻天生擁有一副好嗓子的小縣城藝校老師王彩玲。王彩玲愛好歌劇，一心想去北京，進入中央歌劇院唱女高音。但在這個閉塞的小城，卻很少有人理解和賞識她的夢想，她顯得格外清高，與眾不同。在一次次的奔波與落空中，她先后遇到了幾個和她一樣追求藝術夢想的年輕人，發生了一個個故事后，她最終放棄了藝術之夢，與現實握手言和。

很多人說《立春》講述的是藝術家的故事，刻畫的是懷才不遇的悲哀。但我個人覺得，《立春》之所以立意高明，恰好在于它講述的其實是平凡人的故事，刻畫的是平凡人不甘于境遇的艱難奮斗，以及這個過程中他們內心不斷的掙扎、懷疑與痛苦。影片中胡金泉找王彩玲商量假結婚，王彩玲意識到自己必須主動面對現實，她坦誠告知胡金泉：你和現實水火不容，可我不是，我就是不甘平庸。有一天我實在堅持不下去，隨便找個人嫁了，也就算了。這一段拒絕理由也是王彩玲的自我剖白。

工業文明帶來的精細化分工和流水線作業把人分割成原子，個體與個體面目模糊，生活與生活面貌相似。人們的日常生活喪失了形式，不再具有獨立完整性，而是變得支離破碎，空虛重復。在這種空前的精神危機下，如何尋求完整的自我表達，不僅是審美的需求，也是生存的需求。追求不凡，是為了擺脫被人群裹挾、被日常生活吞噬的恐懼。從這個角度說，《立春》與《孔雀》的立意一脈相承。在《立春》里，這種追求的途徑是藝術。這是一種取巧的方式，畢竟，還有什么載體，能比詠嘆調更能直接地抒發人內心的不甘與渴望呢？影片中，導演對王彩玲有過多的歌頌和同情，因此帶來一種浪漫主義傾向的誤讀，時代的困境變成了個人的壯舉，凡人的掙扎變成了英雄的覆滅，這種解讀實在弱化了影片的現實性和深刻性。

片中王彩玲的自白：每年的春天一來，我的心里總是蠢蠢欲動，覺得會有什么事要發生；但是春天過去了，什么都沒發生，就覺得好像錯過了什么似的。

在生命的春天里，年輕人的欲望與熱情被這個世界點燃。“卷曲又卷曲，卻無處歸依。”他們必須為欲望尋求歸宿。極少部分的人憑借天賦與機緣，能夠完整而充分地燃燒自我，表達自我。一部分的人則徹底毀滅了自己。而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人，在一次次的退讓和爭取中，找到了欲望與現實的新的結合方式。三者并無高下，假若這部片旨在關懷而非歌頌，那它屬于最后一種人。在用藝術編織的玫瑰色迷夢之下，是凡俗人生的荒謬與兩難，以及這種困境后的諒解與達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