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外貿商品之一。與其他商品不同，陶瓷不易腐爛。即使經過數千年的時間，研究人員仍能識別其來源和年代。結合出土和保存的遺址，可以追蹤它們的流通路徑。因此，陶瓷貿易研究和考古學成為探索古代交流和貿易以及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發展的重要途徑。世界各地收集的中國陶瓷，古代沉船封存于海底的陶瓷碎片，以及不同地區港口和遺址中發現的殘瓷碎片，如同散落的歷史拼圖，為我們保留了大量珍貴的信息。讓我們一起拾起這些歷史碎片，從陶瓷入手，拼湊江南往昔貿易的宏大圖景。回通四鄉：唐代江南貿易樞紐在揚州地區的考古發掘中，唐代地層中的陶瓷碎片數量驟增，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揚州沒有陶瓷窯，追根溯源這些器物的來源和流通路徑，可以揭示揚州在當時水運網絡中的獨特地位。最常見的長沙窯來自湖南，長沙窯的執壺上留有詩句“問壺之重，載之揚州”和“問越家坊，附之揚州”。這提示我們，從湘江到洞庭湖，再沿長江順流而下到達揚州的交通路線在當時非常繁榮。邢窯、鞏縣等地的白瓷、唐青花和綠色釉陶在揚州也十分常見。這些器物集中出現在揚州的原因，與隋唐時期的大運河開鑿和疏浚密切相關。通過永濟渠、通濟渠、邗溝等水道的連接，北方地區的商品可以輕易抵達揚州。大量越窯產品在揚州來自浙江慈溪的上林湖，沿運河而來。自此，我們可以通過陶瓷碎片勾勒出隋唐大運河時期乃至國內水運網絡的關鍵節點。更為值得注意的是，揚州洛城遺址中唐代中期至晚期的西亞孔雀藍釉陶器，來自波斯的食品。大量來自西亞的陶器和玻璃表明揚州與海外的密切聯系。事實上，唐代的揚州接近海洋，大量波斯人在此經商。揚州出土的摩訶祿墓志銘明確記載墓主為“波斯”、“舟行至此”，這是唐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通過對揚州和何氏遺址沉船出土的唐代陶瓷組合進一步對比，我們清晰地看到了揚州作為國際港口的位置。黑石號是沉沒于印度尼西亞貝里東島海域的阿拉伯沉船，出土大量陶瓷。器物組合包括長沙窯、北方的白瓷、青花釉和綠釉、越窯和西亞的孔雀藍釉陶器，與揚州出土的陶瓷相一致。類似的陶瓷組合在日、東南亞等地也有所發現。通過討論揚州地區的陶瓷遺存，我們可以發現，江南城市在唐代迅速崛起，通過大運河連接了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的東端是洛陽，由隋唐大運河延伸至揚州。北方商品可以從揚州出口海外，而江南產品也可以通過揚州抵達洛陽，然后通過駝隊沿絲綢之路出售。揚州在當時成為重要樞紐，并在外貿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機械風靡全球：宋元時期長江以南的生產輸出追蹤陶瓷的流通路徑有助于恢復古代貿易網絡，利用陶瓷線索，進一步了解貿易規模和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