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中，魯迅先生描繪了“生于腐朽的野草,地火和熔巖,斷裂的盾,圍墻的缺口,漫天無花的薔薇,帶刺的紅玫瑰…”這句詩，形象地展現了他作品的風格。他的作品，尤其是后期的雜文，如同一簇簇帶刺的紅玫瑰，既美麗又充滿挑戰。五四時期，魯迅先生以使年輕一代“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為己任，他不畏艱難，承擔起“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為年輕人開辟一條光明的道路（《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即使在1925年那個彷徨的時期，他依然清晰地將中國歷史分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奴隸的時代”，并大聲疾呼：“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燈下漫筆》）晚年，魯迅先生更加堅信無階級社會的必然到來（《答國際文學社問》），他畢生致力于揭露和批判社會上的不合理與丑惡現象。正如他所說，他用一生的時間，如同普羅米修斯般“煮自己的肉”，承受著最為痛苦的精神煎熬，但同時，他用針一樣的紅玫瑰刺，扎向所有不合理的丑惡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