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國滅掉了吳國后，范蠡觀察到勾踐的長相是長脖子，嘴向前突起，認為勾踐是那種能與他共患難卻難以共享安樂之人。因此，他帶著自己的門徒渡海到了齊國，并給大夫文種寫了一封信：“鳥盡弓藏，狡兔死則走狗烹。你可以離開了。”蘇軾對此評論道，范蠡獨善其身，卻未能全面理解他人。他進一步指出，以范蠡的才華，他絕非那種聚斂財富的人，更不會去海邊耕作以維持生計，而是為了積累財富。這顯然是因為他的才能有余而道德不足，所以才會功成名就便想身退，內心卻難以真正放平。魯仲連使秦國退兵后，平原君想封賞他，魯仲連卻婉言謝絕，認為士人應該為他人排憂解難而不取報酬，否則就等同于商人。他選擇隱居，寧愿選擇貧賤而自由。如果范蠡的離開如魯仲連一般，那么他離圣人的距離就會更近。然而，從春秋時期至今，能夠懂得何時進退，何時隱居的人，沒有人能比得上范蠡。然而，他仍有一些不足，這也是作者深感遺憾的地方。伍子胥、文種、范蠡都是杰出的人才，然而揚雄卻用他的學識來指責他們，認為伍子胥因三次勸諫未果而不離開是錯誤的，認為文種和范蠡在勾踐被困會稽時沒有奮力進諫而離開是錯誤的。揚雄依據古代三諫不聽則去的說法，卻忽略了實際情況和人情世故，顯得見識狹窄。三次勸諫不聽而離開，對于那些與君主關系不夠深厚的人來說，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宮之奇和泄冶。然而，對于伍子胥這樣與國家生死與共的臣子，離開意味著沒有去處。屢次勸諫不聽，可以以死相諫。孔子離開魯國也未曾勸諫，更不用說三次了。父親被害，為人子者為父報仇是禮義所在，即使仇人已死，也要鞭尸以泄憤，這是無可奈何的選擇。歷代君子都同情并寬恕這種行為，揚雄作為人子，又怎能不懂此理？至于抄家，是闔閭和群臣的罪過，而非伍子胥。勾踐被困會稽后，才開始重用文種和范蠡，如果他們一開始就強諫并因此死去，揚雄又會如何評價他們呢？揚雄的觀點不過是一些兒童之見，不足為道。作者寫這篇文章，只是不忍看到這三個人被誣陷，才寫下這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