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人憑什么》一書中，周興旺從文化學角度探討了日本的國民性，分析了日本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原因、民族性格和心理特點，以及日本的國家戰略和中日關系的前景。他提出，對于中國人而言，日本這個鄰國的最大價值在于其成為一面鏡子，中國的成敗得失都可以從中得到啟示。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曾在抗日戰爭期間擔任軍官，并參加了日本的投降儀式。他通過直接觀察斷定，憑借日本人的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其崛起是必然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中，戰敗國常常會發生軍隊叛變和糾紛。然而，在二戰后，日本全民族的意志高度統一，決心通過經濟振興實現崛起。從1950年到1990年，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152倍。這樣的速度背后，如果沒有一種全國一致的民族性格支持，是不可想象的。日本是世界上第一個提出舉國體制的國家。在二戰中，他們準備“一億玉碎”，戰后則提出“一億振興”，再次引起世界的關注。日本人的凝聚力源自何處？他們為何能像機器人一樣服從指揮？這種機器般的性格帶來了哪些利弊？這些問題都值得中國人深入思考。林語堂是最先將日本人稱為“機器民族”的人。他注意到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和文化模式與機器相似：日本整體吸收了西方文明，包括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主義和維新主義，并把這些理念加諸于封建社會之上，沒有時間去為自己打算。因此，日本的文明變得機械化，缺乏幽默，不近人情。走在日本的街道上，人們常被日本社會的整潔有序所打動。街道干凈，人流有序，公共汽車準時。即使面對地震和海嘯，日本人也從不表現出恐慌。每個日本人都像機器人一樣，忠實地執行自己的職責。整個日本社會就像一部精密的機器，運轉精準，無懈可擊。說日本人做事像機器人一樣認真和刻板，并不為過。一旦被動員起來，這個“機器民族”產生的力量會讓全世界震驚，這種力量有時會達到無法控制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