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法律對代孕作出明確規定的，僅有一部衛生部（現衛健委）于2001年發布施行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其中第三條第二款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同時，根據該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可知，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違反本辦法“實施代孕技術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給予警告、3萬元以下罰款，并給予有關責任人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不難看出，我國法律對“代孕”的限制主要集中在對“有技術實施代孕的醫療機構”的規制，而沒有對孕母和代孕委托者作出禁止性規定。也就是說，如果朱八通過某醫療機構安排孕母小周為自己“代孕”，朱八和小周將適用“法無禁止即自由”原則，不承擔法律責任，而該醫療機構則會被作出相應處罰。但這是否意味著我國法律直接認可代孕呢？倒也不是，因為孕母和委托者之間的“有償代孕協議”會被認定為“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孕母沒法根據這份協議找對方要報酬，委托方也不可能據此要到孩子的撫養權。也就是說這是一筆“沒有法律保障的交易”，吃虧了也得自己扛著。《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但是，該強制性規定不導致該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的除外。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此外，關于“代孕”所生孩子的歸屬問題，我國主要支持“分娩說”，即“孩子是誰生的就歸誰”，委托方肯定沒法直接獲得孩子父母身份的，自然沒有撫養權。但是，考慮到孩子和委托方在遺傳信息上也有極為密切的聯系，且孕母往往也是弱勢的一方，難以獨立負擔孩子的全部撫養義務，所以委托方也要承擔一定的義務。2012年，廈門市思明區法院對一起“代孕孩子撫養權爭議”的審理結果就表明，孩子的撫養權歸代孕婦女，求孕的男方還需承擔64萬元撫養費。廈門一企業主張某的孩子因車禍不幸死亡，求子心切的張某經中介找到了曉玲（化名）為其代孕生子。張某每月支付曉玲生活費1.5萬元，先后累計達20余萬元。　　2012年3月，曉玲生下了非婚生女。但事后，曉玲拒絕將孩子交給張某夫婦撫養。在多次溝通無效后,張某不再支付孩子的撫養費，曉玲于是將張某告上法庭,要求獲得孩子的“撫養費”。　　思明區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原、被告對非婚生女都有撫養的權利和義務。但是，哺乳期的子女應以跟隨哺乳的母親撫養為宜，被告應當支付非婚生女的部分生活費、教育費直至孩子獨立生活為止。最終，法官將非婚生女判決給曉玲撫養，張某每月需支付孩子撫養費3000元，撫養費累計達64萬元。雖然委托方在理論上也可能通過“收養”獲得父母身份，但這不僅需要孩子的生父母（即孕母）同意，還需要其滿足“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條件。一定程度，主動權還是掌握在孕母手上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三條規定，下列未成年人，可以被收養：（一）喪失父母的孤兒；（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子女。綜上，在發生在國內的一次代孕交易中，孕母和委托方“沒有違法”，那么如果這件事發生在直接允許代孕的國家，自然也很難被認定為“違法”。不過，由于正規醫療機構不愿冒風險搞代孕，委托方和孕母一半只能找“黑診所”，如果由此導致孕母嚴重身體傷害，“黑診所”可能構成“非法行醫罪”，委托方可能是該罪的幫助犯。《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規定，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非法行醫，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造成就診人死亡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此外，@央視新聞 所批駁的“包生男孩代孕者懷上女孩會被強行打胎”行為，可能會因為對孕母造成嚴重傷害而構成“故意傷害罪”。《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規定，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胎兒如存缺陷或被丟棄”情況，則可能構成“遺棄罪”。《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條規定，對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負有扶養義務而拒絕扶養，情節惡劣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